家国丨刘克阳：​姐姐探亲带来的高级牛奶糖，被狗吃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1972年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原题

探亲杂记

作者：刘克阳

爸爸的出版社马上就要连锅端到五七干校，人们都以为五七干校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归宿了。爸爸趁下放前的假期，到山西探望一下以后不知何时再能见面的插队的女儿。

清晨，我站在原平火车站的站台上向南翘望，看见了，绿皮火车冒着浓烟拉着长笛徐徐进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他满头白发，体态矍铄，我快步相迎上去，“爸爸！”我兴奋地喊出近一年没有叫过的字眼。爸爸来原平永兴看我，这可不是每个知青都能享受到的快乐。

“走，吃早点去!”爸爸也是兴奋地说，我刚热乎的心里马上冷了一半，这个小县城哪来的什么早点呀？我还是把旅途劳顿了十几个钟头的爸爸带到一个卖所谓早点的铺子，一边指着笸箩里的东西，一边告诉他说“这里只有锅魁(原平烧饼)。”爸爸连忙说：“好，好，尝尝！”他和气地问铺子的伙计：“有没有豆浆？”话音刚落，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他—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外来人，“哼！还豆浆呢……”伙计鄙夷不屑地抛来五个字，爸爸一愣，我马上冲铺子里喊：“怎么了，问错了吗？”爸爸立刻说：“算了，算了。”周围的人低声说“哪来的豆浆呀，见都没见过……”我们买了个锅魁离开了，我难受地说：“他们大概压根就不知道豆浆是何物。”爸爸点点头，半信半疑，来女儿的领地，上了第一课。

走进村子，老乡们诧异地看着我身边的男人，不禁问我：“他是谁？”我骄傲地说：“我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他们上下打量爸爸，不敢相信知青的父亲也能从北京到穷乡僻壤来。我陪爸爸从村东走到村西，把角角落落看了个仔细。最后我带他到了村西头知青的宿舍，让他住在一个空房间里。我把拆洗干净的棉被抱到他的床上，铺上同样洁净的床单。我们从小生活都是依靠保姆，自己没有动手干过家务，这次我这个曾经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女儿要亲自为爸爸铺床叠被。安顿好爸爸，我又一次愧疚地说：“我们这的饭就是小米饭、窝头，没有菜。”爸爸说：“没关系，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爸爸从小在农村长大，又曾在河南安阳农村“四清”一年，“脱胎换骨”的他毫不犹豫地咽下山西农村的第一顿饭。

晚饭后我和爸爸促膝聊天，这样的情景在北京的家里太难得，爸爸有他的书房，我很少进去。那时候爸爸总是说有时间给你们讲俄国悠久的文学艺术；告诉你们斯大林是如何残暴……但是文革的到来使一切成了泡影，如今在这一间远离京城四合院的九平米的小屋里终于能让我们俩无拘无束地畅谈。我拿出生产队奖励给我的“农业学大寨积极份子”的奖状，告诉爸爸我干得好，老乡一致选了我，说“那女娃倩（好的意思）”。爸爸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没褒奖也没表态，我知道他是为我的病而忧愁。

第二天我带爸爸在村里转，爸爸坐在十字街口的路边，老乡们跟他热情地打招呼，爸爸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都以微笑点头作为回答。他把口袋里的“大前门”香烟掏出来，分给身边的老乡，瞬时烟就分完了，爸爸立刻拿出钱给我：“赶快去买烟。”还没等我说什么，老乡们就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儿没有香烟卖。”爸爸沮丧地说：“糟糕！忘记从北京多带烟了。”老乡们递给爸爸“小兰花”（原平产的一种烟叶），爸爸双手笨拙地卷了一支，吸了一口，皱眉说：“不行，太呛！”老乡呵呵笑起来。没有烟抽了，爸爸几十年的烟瘾终于在永兴村戒了几天。老乡问爸爸“你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爸爸说：“翻译。”老乡没有听懂这个词，爸爸没有多解释，笑眯眯地说：“现在没有工作，和你们一样就是劳动。”他们更是不明白了。爸爸说的是真话，文革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劳动开会就是写那没完没了的外调材料。爸爸所在的出版社里数爸爸和冯雪峰伯伯接待的外调来人和写的外调材料最多，冯伯伯调侃说自己三年来写的外调材料比自己三十多年的著作还要多。

老乡们用永兴话跟我说：“你爸爸是‘的’(大)干部！”我翻译给爸爸听，爸爸微笑地说：“我不是干部，更不是大干部。”老乡说：“我们看得出来，你是‘的’干部。”爸爸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制服，戴了一块瑞士手表，还有一副眼镜，抽着大前门烟，说话斯文有条理，加在一起，俨然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北京大干部的形象，我最清楚这不过是他一贯的装束。爸爸对老乡们的猜测一笑了之，爸爸无论是因为他的父母弟妹都到了台湾而被千夫所指还是文革中因为抗日时期领导学运被国民党抓捕关到牢房而遭受审查；无论是他用翻译的六千元稿费买了一个四合院而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因高工资、高稿酬、高待遇被定为“三高分子”，他都是淡然地一笑而过，这就是最真实的爸爸。那一天，我和爸爸跟老乡愉快地聊了半天。

三天飞快过去了，爸爸要走了，临走前他告诉我，回北京就准备行李，和妈妈一起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舍不得离开爸爸，心情愈加沉重，原本幸福的笑脸一扫而光，湖北那么遥远的地方，今后北京没有家了。我把爸爸送到简陋的火车站，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回到村里，老乡看见我：“克盐（阳），你大是个好老汉！”爸爸的平易近人给老乡留下不错的印象，我知足了。

1971年的夏天，当老师的海鸥趁放暑假的机会也来到永兴村。海鸥带给我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牛奶糖，带了肉松、麦乳精、饼干、腐乳，还有她跟阿姨学做的烧鸭……因为我二十二岁的生日就要到了，我馋，海鸥最了解我。她酷爱了解社会民情，西去新疆，南下西双版纳，都是一个人独行，黄土高原的山西她只去过虚假样板的大寨，她绝不可能错过这次到看望我的机会。

带来的大多数食品被知青朋友一扫而光，我把宝贝牛奶糖放在枕头边，准备慢慢品尝。一天，海鸥和我招呼女知青到田边照相，她特意把家里的德国相机带来，还买了进口的胶卷，就是想在永兴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年轻身影。照完相，我们边说边笑地回到宿舍，我一眼就发现床上一片狼藉，马上意识到我的糖没有了，一块都没有了，是狗！可恶的狗把我的糖都偷吃了，我含着眼泪冲出屋子，看见那狗在阴凉的墙根舔着舌头，我抄起起一块石头向它砍去，它飞快地跑了，我忍不住哭出来。我之前是数了数的，计算着如果一天一块糖大约可以吃半个多月。海鸥一个劲儿安慰我，却无法排解我心头的委屈。

在永兴的玉米地。1971年

没有菜的日子让海鸥无法忍受，虽然她是在农村当老师，但是这种困顿的生活让她诧异，她在村里的几天跟着我们知青每天吃窝头就白水煮韭菜，把给我带来的酱豆腐全吃光了。我有着极严重的胃病，这种饭菜让海鸥很揪心，她想去村里的小卖部看看，我告诉她那里“进口”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带海鸥去老乡家买杏，杏季已经过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树上还剩了一点小杏子。我们给老乡五分钱，打下十几颗杏子，好歹帮海鸥填补一下空虚的肚子。

我还带她去看了观上水库，水库碧波荡漾，清冽见底，海鸥高兴地跳下去畅游一阵。

六七天后海鸥要走了，临走前的黄昏，知青们邀请海鸥一起唱歌。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徐棻（海鸥的小学同学）拿出她心爱的《外国名歌200首》和《外国名歌200首续编》，玉缇拉起手风琴，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直到天黑，这样的知青歌会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一次。

转过年的秋天，妹妹刘元来到永兴村，她早我半年到了天寒地冻的内蒙古插队。插队时尚未成年的刘元此时此刻不修边幅地穿着补满补丁的衣裤，齐耳的短发，满脸笑容地站在我面前。

刘元来的时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除了小米棒子面什么也没有，好在她已经在内蒙古“身经百炼”了三年了，根本不在乎，我们俩只有用说不完的话“充饥”。夜晚，没有地方可去，我俩坐在床上，她在昏暗的灯光下聊起在内蒙古农村的生活。她说：“我们跟老乡说炒菜，他们就纠正我们说别说炒菜应该是熬菜。他们把‘熬’字念成‘挠（平音）’。他们做菜从不放酱油，更没听说过猪肉能红烧，都是白水熬菜，熬土豆、豆角、茄子、白菜、酸菜、粉条……全部是白生生的。过年时煮大块白猪肉，不放花椒大料葱段姜块，只放盐，除了猪肉的原始味道，什么其他香味都没有。我们买来酱油膏把猪肉红烧得黑油光亮让他们尝，他们吃得兹儿咂的，惊叹人世间居然还有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东西，而他们最讲究的不过就是白肉沾酱吃。酱是那种用黄豆发酵的黄酱。一打开酱缸盖子，一股刺鼻的臭味冲进鼻腔。有点见识的人家还知道用油、葱花、辣椒炒炒，不讲究的㧟出来直接吃。他们还把萝卜切成块扔进酱缸，酱发酵出臭味的时候，萝卜也腌咸了，能当饭桌上的一道菜了。”听完妹妹的讲述，心里直恶心。

她接着说：“我们就不行了，什么都不会做，连吃臭酱烂咸菜的福气都没有。好歹学会渍酸菜了，又因为技术不过关，酸菜长白毛腐烂了,但是东北的土豆别提多好吃了。在家时我最不爱吃土豆，北京也没有那么好吃的土豆。到那儿后，土豆成了上好食品。东北的土豆首先大（我见过有三斤重的），其次又沙又面。煮熟了的土豆，皮绽裂开来，露出雪白的沙瓤，吃在嘴里又香又面。可惜，因为我们刚到农村，不懂冬天土豆要入窖，土豆全都冻了，没法吃。连老乡家的猪都吃的比我们好——烀土豆，烀土豆就是把一大锅整个的土豆煮熟，然后镲碎掺上泔水喂猪。老乡家里都有菜窖，土豆保管得好，不冻，猪吃的都是不冻的好土豆。所以我们经常跑到老乡家，掀开猪食锅，跟猪弟妹们共享美食，既填了肚子又解了馋。”我们苦笑着、唏嘘着、又接着调侃着。

一天我跟她说：“走，去县城逛逛，看看有什么吃的。”费尽周折中午才到了原平县城。整个县城转了一圈也就用了十五分钟。走进一家食品店，我惊喜地发现柜台里居然有饼干，在空空如也的店里格外显眼。店里有三个站栏柜的售货员守着这十来斤饼干，我进城五六次，这是第一次看见卖饼干。我让售货员称一斤，售货员拿一杆脏秤盛了一斤饼干，称完后，她把秤盘放在柜台上，一声不吭。我不解地说：“你帮我包一下。”那站栏柜的女人眼皮都不抬地说：“没有！”“连包装纸都没有？那我怎么……”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哗啦”一声，饼干已经倒在落满尘土、沾满油渍的柜台上了。我气了，想与她理论两句，谁知人家早翘上二郎腿聊大天去了。刘元一看这种情况，赶快说：“走吧，走吧。”我只好把饼干胡噜到书包里。我走到门口，回头不服气地说：“怎么这么粗鲁呀！”刘元无可奈何地苦笑说：“哪儿都一样，我们那儿也一样。”

刘元非常喜欢永兴村的风格，古朴的建筑、单纯的民风、干净的院落、明净的灶台，这些跟她所在的内蒙古农村反差极大，她所在的屯子是由二十户山东、辽宁、吉林的穷困人家多年前逃荒盲流组成的自然村落。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屋顶无一例外都是苫着靰鞡草，没有砖瓦，更没有院墙，破破烂烂，杂乱无章。永兴村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让她留下来，她还是执意要趁没有结冰之前赶回内蒙古，她们回村要过一条江，除非冰冻三尺才有马车能过江，否则就要赶在冰冻封江之前坐船。我舍不得她走，央求她转到我们村插队，姐妹一起插队有个照应，她没有答应，因为我们俩都不懂当时的知青政策是否能够让我们从这个农村转到那个农村，再说遥远的边疆那边还有她朝夕相处多年，情谊深厚的知青姐妹呢。

我对插队时还未成年的妹妹的愧欠心情久久不能释怀，她走后的深秋，我把老乡送我的核桃大枣拿到原平火车站办了慢运，寄到那熟悉的地址“内蒙古莫旗博荣公社”。令我心酸的是后来得知，妹妹冒着严寒整整花费两天一夜的时间，从内蒙古到黑龙江的小镇的火车站，才取回那个不值几块钱的小包裹。

父女三人分别三次来永兴村探亲，让我在那苦熬的日子里增添了些许快乐，但又瞬时即逝。

1970年夏天我在村里呆得实在无聊，不想干活，不想每天吃没油没盐没肉没菜只有小米粥窝头的三顿饭，回到北京，正值海鸥的农村中学放暑假，她的假期不叫假期，随时会被叫回去劳动开会。那时家家没有电话，但是有的是办法通知你回单位去。海鸥说：“夜长梦多，咱们赶紧离开北京。”（后来证实海鸥说得对，我们走后的当天她学校领导骑着自行车转遍全北京城，把老师们召回学校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

我和海鸥背着书包，各穿一双塑料凉鞋，拔腿就走，目标是山东的泰山。海鸥是老师，有钱买车票。

我们到了泰安，天已经黑了。想找个旅馆休息，明天天一亮，就去爬泰山。问了两家旅馆，不是住满人，就是条件太差。走到最后一个旅馆，老板说一晚一块钱，我们看了看，又黑又破，都不敢进去。算了，不住旅馆了，我们走回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已经躺满了人，我们只好找了块地方铺上报纸，躺在地上。幸亏是仲夏时节，不需要盖被子，山下不热，温度正合适，但是有蚊子、苍蝇。又怕不轨之人，不敢睡死了，一夜相安无事，没有歹徒。早上四点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一出火车站，看见一大排广告栏，上面全是法院打着红勾的死刑判决公告和被枪毙罪犯的照片，可怕得很，不过这让我俩天不亮出发的女孩放心了不少。

我们朝着泰山的方向走去，路上买了几个烧饼当早点，边走边吃，到了泰山脚下，路上没有人，我们看见一条山路，就顺着走上去。

太阳渐渐升高了，一个万里晴空的天气，身边的山石，泉水，绿树让我们非常愉悦。走走停停，看见果园，有青苹果。我们又累又渴，伸手摘了几个，成熟的季节还没到，苹果又酸又涩，只能临时解决口干舌燥。往前走看见一块巨大的岩石被山泉冲刷得平滑，我们坐在上面休息，照相，干净清凉的泉水可以痛饮。

再往上走，怎么整个泰山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们俩的说话声音和鸟叫的声音，我们俩越走越疑惑。终于过来了三个男人，看穿着是游玩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很吃惊，问你们怎么走到这了？我们俩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后山，一般下山走后山，上山从前山走，那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景点。我们才恍然大悟，难怪一路上一个人也没看见。他们告诉我们怎么走到前山的路。我们走到正路上，景色完全不同了，就像文人墨客写的泰山游记一样无限美好，一步一景，但是我们觉得后山也很美，很多人不会有机会去那里的。正路上也没游客，只看见一对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泰山之巅。

从泰山回北京后，收到妈妈来信，说她得了肾盂炎。我们都很担心，海鸥要回校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让我去干校探望爸妈，我背起书包直奔湖北咸宁。

在咸宁火车站下车，我差点被热浪击倒，当天气温高达四十二度，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好像没有树。在滚烫的街上走，寻找咸宁高中的地点，那里有去干校的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向他打听才找到了方向。路上想找解渴的东西，但是整条街没有商店，前面有个摊子，上前看是卖冰棍的，看看冰棍觉得不对，像冰块中间插了根棍，我想一定是自来水加糖精做的，不能吃。咽了口水，继续找咸宁高中。

晚饭前终于到了出版社驻地王六嘴，看见爸爸妈妈，他们苦笑着看着我，只说出三个字“太热了”。这一天，出版社两个人因为酷热中暑诱发心血管病，去世了，倒在这远离北京的乡下水田里。我简直不敢相信，从北京才来一年就暴病死在异乡。全体五七干部都为他们惋惜，同情，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爸爸光着脊梁，穿着短裤，用毛巾擦着不断流淌下来的汗。妈妈又黑又瘦，疾病和没有营养折磨着她，妈妈以往漂亮的面容再没有了。她穿着自己改造的背心，下身也是一条短裤，酷热的天气让他们不顾及什么知识分子的体面斯文了。我脑海里出现的妈妈烫着卷发，穿着真丝旗袍，脚穿皮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样子。她每次去都带一把折扇，不停地搧，一次她回来说她旁边坐着一个男记者好奇地问她，大会堂里有冷气怎么还要搧扇子？

妈妈递给我两把芭蕉扇，说一把是搧风的，一把是轰蚊子的，我没有第三只手去擦汗，只能用手臂不停地擦汗。

晚上睡觉，床上有蚊帐，但是猖狂的蚊子无孔不入，钻进蚊帐，把我咬得一夜无法睡，又热又痒，我一边搧着扇子一边打蚊子，辗转翻身折腾一晚上。第二天同屋的女干部很不高兴地问：“你晚上干嘛呀？”我说：“有蚊子。”她气哼哼地说：“不是有蚊帐吗？”我知道她因为我没睡好，天一亮就要下地劳动，我可以不劳动，还能睡觉，但是夜晚蚊子嗡嗡叫吸我的血，我怎么办呢？

因为死了人，第二天军代表赶紧宣布劳动半天，但是早上必须五点钟出工。干部们早上四点半起床，吃饭，上厕所，五点集合下地。出版社按军队编制为十四连，由军人领导，集合出工都要按照军队规矩，我一到十四连就讨厌极了这种现象。看见爸爸妈妈这些老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听从指挥，为了评上五好班排，人人不得不积极表现，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爸爸悄悄跟我说：“没有必要这样嘛。”想到我的山西农村比这强多了，没有人管我，没有任何限制，自由自在。

爸妈在湖北咸宁干校。1970年冬

这支拉出来的军事化队伍简直像个乞丐帮。男人上身光脊梁，下身穿一裤衩。他们总结出经验，绝对不能穿在北京时的西式短裤，因为西式裤要系扣子，系皮带，太热。他们找女同志把短裤改成裤腰是松紧带的裤衩。女人上身穿着自己改造的没领没袖的褂子，怎么凉快怎么弄，大多数女的也是穿大裤衩子。

我特别注意到许磊然阿姨，一个才女，永远风雅端庄，穿着在上海定做的衣服，家里的家具床铺一水雪白。她翻译的马科连科的《教育诗》语言生动感人，让我看一次流一次泪，她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前夜》《贵族之家》，流畅的笔触，优雅的字句让我百看不厌。如今过去的许阿姨再也看不见了，身穿简化得不能再简的衣衫在酷热下脱胎换骨。酷热的天气把人折磨得不人不鬼。我可以逃离，知识分子们只能在这呆下去。

克阳在干校爸妈的宿舍补袜子。1972年

我也跟他们一起下地。其实真没有什么活儿可干，但是总不能让这群人闲呆着。收成一半被附近村子的老乡偷了，爸爸看过青，那么大片的庄稼地怎么看得过来，晚上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干部们对老乡偷庄稼习以为常，偷就偷吧。

我到干校的第二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很想为我的生日有所表示，但是五七干部不允许到供销社买吃的。我说不用了，我能在这儿和你们在一起就很满足了。爸爸妈妈还是拿出了一个很早以前偷存下来的午餐肉罐头，悄悄打开分成三份，把它们深深地埋在米饭下面，一声不响地给我过了个凄凉的生日。饭后，妈妈用废纸把空罐头盒包上，走出宿舍区200多米以外，把它扔到了野地里。

妈妈说：昨天刚开完会，会上军代表宣布，让大家转告北京的家属不要再往干校寄食品，如果寄来了也不许取，包裹就放在连部示众。当时连部的墙角就放着楼适夷伯伯的家人寄来的大包裹。适夷伯伯年老体衰，牙又不好，家里人心疼他，给他寄来些营养品，让军代表当成典型示众了。楼伯伯不敢取，就不要了。爸爸说：“你看吧，包裹过几天就让军代表瓜分了。他们工资不高，买不起什么东西，看见适夷工资高，眼气。但嘴里还要讲什么反修防修的假道理。”

在干校几天，常看见老社长冯雪峰伯伯，他并没有跟我打招呼。冯伯伯的政治生涯在1957年结束了，他被贬到爸爸所在的部门编译所，爸爸跟我说：“雪峰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央领导呀……”如今花甲老人还得劳动受气，不许乱说乱动，不许参加会议（都是没用的会），不许回北京探亲。知道我要回京了，冯伯伯赶紧写了家信交给爸爸，我临走前爸爸把信交给我，千叮万嘱让我把信收好，回北京直接到冯伯伯家交给他的夫人。举手之劳，我非常愿意做这个信使，冯伯伯小心谨慎，就连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都尽量避免与我接触交谈而是委托爸爸把信交给我。

一到北京我就去了北新桥冯伯伯家，那是一所临街的破旧院子，他的家被赶到一间小屋子。何阿姨热情跟我打招呼，我上中学的时候跟她见过面，她大概早就忘了。我把信交给她，希望她看见信能知道冯伯伯的近况，安心等待冯伯伯回来的那一天。冯伯伯从干校回来不久就生病住院，爸爸多次去探望，他去世那天爸爸赶到协和医院，跟遗体告别。爸爸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说：“只去了六个人……”

在干校还有一段小插曲。一天爸爸告诉我干校的向阳学校放假，组织学生去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他为我交了旅游费，让我跟他们一起去玩玩。我又高兴又惭愧，我二十多岁没有孝敬过爸妈一分钱，他们不但还继续供给我生活费，还出钱让我去旅游。

我跟学校的师生出发了，干校子弟都是比我小五六岁的孩子，我跟这群孩子没有话可说，只有一个男孩子小沈跟我一样是插队的，也是来咸宁探亲的，他爸爸是美术编辑。

上了火车，一个女孩坐到我身边，跟我打招呼，交谈之下才知道她是萧乾的女儿萧荔，她爸爸和我爸爸是近二十年的同事。旅途中有一个女伴也不寂寞，一路上她和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到了长沙是晚上了，领队的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旅馆。旅馆没有床铺了，老师要求老板增加临时床铺。老板搬出够我们每个人一张的竹床在楼梯栏杆旁边的过道一溜排开，没有被褥，我们合衣躺下，把书包当枕头。过道人来人往，上街回来的，洗漱的，乱糟糟的，我们就在噪杂的过道里躺着。萧荔挨着我，我们没有睡意就聊天。一直到很晚周围的人们才安静下来。长沙比咸宁温度低了几度，虽然还是热但没有酷热难耐的感觉，加上在干校几天根本无法睡觉，在这个简陋脏乱的旅馆我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车去了韶山，参观的人已经多极了，无限崇拜的人群从全国各地涌向韶山，小山村每天接待数以万计的人。我们随着人流走了一圈，当天就坐火车回到湖北。这次旅游最大的感受就是长沙比咸宁凉快一些，但是一路上脑子里还萦绕着咸宁的热浪，为爸爸妈妈难受。

还有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一路同行的小沈（比我小三岁）好像看上我了。小伙子瘦高清秀，规矩，上的是一所好学校，看来就是一个好学生的模样。他总想接近我，跟我说说话，可是看到一路上萧荔紧紧拽着我，找不到机会，只能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对他没有一点感觉，直到回到干校，他爸爸到爸爸的宿舍看我，我才觉得不对劲。爸爸和沈叔叔不是一个部门，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爸爸对他的来访一点都不在意，在干校，大家都没有部门的界限了。小沈爸爸好像说我们俩都是在山西插队的，希望多联系，他跟我要了我的地址，我也没有往心里去。回山西后我很快就收到小沈的信，秀气的字迹，流畅的表述，写了一些对我印象很好之类的话，也是希望多联系，他寄给我一张他的照片，我把照片贴在我的相册上，给他回了信。忘记了和他通了几次信，逐渐就没有下文了，跟他再没有联系。

那时候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插队生都处于动荡时期，想交异性朋友，但是顾虑重重，人分两地，见不着面，不能深入了解，遇到风吹草动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小沈后来怎么样了，我也没让爸爸打听，我一个老大姐跟一个好孩子应该是无缘无份的，别让他还抱有什么想法，我只想着怎么早点离开山西那个村。

刘克阳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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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